郁达夫在南洋的抗敌岁月

1938年9月,应福建省主席陈仪电召,郁达夫从湖南汉寿动身,在月底再度来到福州。陈仪仍委以省政府参议,共商抗日对策。在两个多月期间,郁达夫曾到福建各地视察,并出席福州文化界纪念鲁迅逝世两周年大会,在给一位文学青年的题词中指出:“抗战到底是中华民族的惟一出路”。

文化战士领导抗日

 由于郁达夫决心“上南洋去做海外宣传”,以便动员侨胞支援祖国的抗日战争。12月18日,他就应《星州日报》之邀,偕妻子王映霞携子郁飞离开福州赴新加坡,出任该报副刊《晨星》、《繁星》编辑。1939年1月13日,他在该报发表杂文《必胜的信念》中说:“……我现在跑来跑去,并不觉得是战时的行役。我只觉得是在作一个对犯罪者予以惩处的助手。”他仍关注八闽的抗战,曾作《福建的防卫问题》,加以探讨。他编的报纸成为在新加坡期间的主要战斗阵地。三年间,他写了400多篇政论、杂文、散文和文学评论,推动了新加坡文化界的抗日活动。

1941年冬,日寇南侵,太平洋战争爆发。郁达夫由于致力于抗日救亡的宣传,成为星马文艺界乃至新闻界的中心人物之一,在星华文化界战时工作团成立大会上,被推选为主席,并兼任该团所属战时青年干部训练班主任。接着,他又被选为新加坡华侨抗敌动员委员会的执行委员,兼星华文化界抗敌联合会主席。虽然他们积极组织和动员侨胞抗战,但守卫马来亚的英国、印度部队节节败退,又无意固守。新加坡军港和市中心都处在敌人炮火射程之中,在这种情况下,郁达夫等抗委会人士经商议决定撤退。

流亡生活信心不减

1942年2月4日,郁达夫与胡愈之、王任叔(巴人)等人,乘船偷突重围,渡海到新加坡对岸的荷属小岛巴美吉里汶。稍后又转移到另一个小岛望加丽。由于新加坡在15日沦陷,他们的处境仍很危险。所以又撤退到望加丽对岸的保东村,暂时隐蔽下来。

日寇占领新加坡后,恨透了华侨中的抗日分子。特别是像陈嘉庚、郁达夫、胡愈之这样的人物,成为搜捕的重要对象。保东村离新加坡还是很近,于是,他们再转移到苏门答腊的巴爷公务。那时,苏门答腊也已被日本侵略军所控制。郁达夫开始了生命旅途中最后三年多的流亡生活。他的作品虽然无法发表,但仍写了不少诗。1942年初在流亡途中,他“日成一诗以自遣”;后来在巴爷公务,亦时有所吟,可惜这些诗多散失,经友人收存下来的只有20首。从这些诗看,他的意志并未消沉,内心仍蕴蓄着对祖国的爱和对日寇的恨,仍然怀着抗战必胜的信念。他在《乱离杂诗》中有一首写道:“草木风声势未安,孤舟惶恐再经滩。地名末旦埋踪易,楫指中流转道难。天意似将颁大任,微躯何厌忍饥寒。长歌正气重来读,我比前贤路已宽。”这首诗写从惊惶到坚定,充分表达了他的爱国主义情怀。


 改名换姓智斗敌特

郁达夫想保护自己,也要保护共同抗日的战友。这时,他姓名已改为“赵廉”,原籍浙江也改为福建。他蓄起长胡子,当地人常叫他:“赵胡子”。他想利用曾留学日本这一段经历,以开设日文学校为由,向日军当局弄一张合法的证明书,于是就开始周密地编造自己的履历:赵廉,父亲原籍是福建,后来到日本去经商,他被带到日本去念中学。以后,随父亲来到南洋经商,但这回财产给印尼人抢光了。要求发给证明书的理由就是:现在想找生活出路。皇军来了,一定要推行日本文化,就请准许我来教日文吧。郁达夫反复地背诵自己的新履历,惟恐出漏洞。当他觉得有把握了,就动身到日本在苏门答腊的军政监部那里。郁达夫自我介绍,要求开办日文学校教日文。军政监部的一个科长听到郁达夫说一口流利的日语,竟相信了他的话,日军确实也要推行日本文化,当即发给一张证书,证明他可以教日文。其实,郁达夫并没有真正开办日文学校,无非是找个护身符。

可是不久,麻烦的事却来了。有一天,郁达夫去拜访镇上一位侨领蔡承达,同时也有一个日本宪兵来和蔡交涉一些事情,双方语言不通,蔡知道郁达夫会讲日语,请他临时翻译。当时,苏门答腊的日军十分需要精通日语的译员。距离巴爷公务约30余公里的武吉丁宜有日本宪兵部队,宪兵队长知道“赵廉”是当地惟一通日语的华侨以后,就亲自到巴爷公务,要他到宪兵部去当翻译,抗拒是不可能的,因为“这是军令,一定要服从”!郁达夫毫无办法,只好跟他到武吉丁宜去。在当翻译的几个月里,郁达夫始终是以原籍福建的商人出现的。他曾经利用翻译的机会,暗中保护和营救了不少抗日分子、华侨和印尼人。有一次,日本宪兵借口高云览用了一张假钞把他抓走,多亏郁达夫设法为之解脱。这些,并未引起日本宪兵的怀疑。后来,郁达夫以身患肺病为由,辞去翻译之职。

郁达夫为了进一步隐蔽自己,另一方面也为了维持难友们的生活,便和难友们凑集资金开办了“赵豫记酒厂”。郁达夫出面当“头家”(老板)。由福建籍的张楚琨当经理。曾在这个厂掩护下当过“寓公”的还有福建作家杨骚和高云览。但单靠酒厂的收入不足以维持难友们的生活,于是又凑钱办起肥皂厂,生产钾皂。名义上仍是郁达夫当老板,高云览(化名高友庆)和胡愈之(化名金子仙)都是伙计。酒销路不错。所以,外界并不怀疑郁达夫不是福建人。郁达夫与王映霞已于1940年在新加坡离婚。为避免日军猜疑他这个“大商人”孤身一人,没有家眷,经多方选择,他由朋友介绍,1943年9月15日,和一位只会说广东台山话和马来话,没有受过文化教育的广东籍年轻姑娘何丽有(原名陈莲有)结婚。婚前,他在亲自拟定的结婚证书稿子上,再次写上了:“赵廉,原籍:福建”等字。

郁达夫与何丽有结婚后,十分爱护这个比他小25岁的她。1944年7月,儿子大雅(现名大亚)诞生。在当地人看来,这个家庭是美满的。


惨遭杀害后人永志

1944年,日军宪兵总部机关移到了离巴耶公务不远的武吉丁宜镇,并加强了在这边区的统治力量。当时宪兵总部里有不少人是从新加坡调来的。其中有一个叫洪根培的,曾受过日本法西斯的训练。对新加坡文化界很熟悉,在宪兵部充当译员。他了解巴耶公务的酒厂老板赵廉就是著名的文学家郁达夫,但他并没立即告发。后来他托郁达夫为他做媒,但被他看中的那位华侨姑娘已有心上人,更不愿与日军走狗结婚。当姑娘的父亲来求郁达夫帮忙时,郁达夫毅然亲自当主婚人,立即为那姑娘与她心爱的人举行婚礼,因而使洪根培怀恨在心。同时,巴耶公务原中华学校校长被校董会解聘后托郁达夫去为他说情,郁达夫没答应,因而他也心怀不满。于是,洪根培去宪兵部告发郁达夫的真实身份,并诬陷他是联军间谍,中华学校校长则出面作证。

洪根培告密的消息传开后,从新加坡流亡来的文化人纷纷感到不安,他们随时都有被捕的危险。有人劝郁达夫到别处躲难,但郁达夫知道自己已被日军监视,若企图逃离,势必会立即被捕,于是对胡愈之等人说:“我是躲避不了的,最近日本宪兵每天到我家来喝酒闲谈,显然已被监视了。但你们应先离开。不然,事情怕牵连太大。”胡愈之等一批文化人认为郁达夫的分析和建议有道理,于是分头疏散。其间,两位与郁达夫来往较多的侨商先后被宪兵部传询;在巴爷公务附近市镇的十多个华侨被捕,都是与赵廉案有关的。郁达夫已意识到自己难以逃脱敌人的魔掌了,做了随时牺牲的准备,为防不测,他先后两次立下遗嘱。

郁达夫在1945年农历正月初一的遗嘱中写道:“余年已五十岁,即今死去,亦享中寿。天有不测风云,每年岁首,例作遗言,以防万一。自改业经商以来,时将八载,所有盈余,尽施之友人亲属之贫困者,故积贮无多。……”他对自己牺牲后的财产做了安排。从这份不同寻常的遗嘱里,人们看到了一个在敌人面前宁死不屈的战士形象。

1945年8月15日,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然而正当人们欢庆胜利的时刻,日本法西斯却向郁达夫伸出了罪恶之手。8月29日傍晚,郁达夫晚饭后在家中与几位朋友聊天,忽然有一个当地青年把郁达夫叫出去讲了几句话,郁达夫就回到客厅对朋友说有人找他说点事就回来,当时他身上还穿着睡衣和木屐。谁知他却从此“失踪”了!他失踪的翌日,女儿美兰诞生。她已见不到父亲了,这是令人感伤的!经过长时间的调查,最后才证实:由于郁达夫了解日本宪兵部的许多秘密和罪行,被日本宪兵秘密杀害。

郁达夫被害后,胡愈之认为:“他的一生是富丽悲壮的诗史。”并说:“他不能用他自己的笔来写这篇伟大的诗史,是中国文学界一笔大大的损失。”

新中国成立后,经中央人民政府批准,追认郁达夫为革命烈士。故乡人民为纪念郁达夫和为国殉难的他的胞兄郁华烈士,在富阳鹳山建造了“双烈亭”。上世纪90年代,富阳的一所中学改名为“郁达夫中学”并竖立郁达夫铜像。在日本,名古屋大学(前身是郁达夫曾就读过的第八高等学校)建立了“郁达夫文学碑”。人们将永远追怀这位著名爱国作家和反法西斯的文化战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