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州沦陷期间的社会乱象
抗战期间福州两度沦陷，在日寇铁蹄下，社会乱象丛生，百姓万分痛苦。据祖辈、父辈们回忆，当时赌博花会盛行于市，鸦片烟毒乌烟瘴气，强制服役不堪其苦。
赌博花会：日寇开放福州赌业。原多为地下赌场，1944年底，由仓山下渡埔顶流氓头目陈某（绰号“大目康”）首先公开挂花会“巴”，聚众开赌，日收入达法币200万（当时一两黄金约合5万），由于“财源广进”，市内及近郊各处纷纷“开巴”。如此生财捷径，日寇及伪政府自然不愿作观众，于是由市政委员会王之纲提出，将各赌场一并由市政委员会收回，组织公司统一管理，日特头目奥田武当、岁森熏信等立即支持，以日、伪“联谊”名义在上杭街设总场，各处设分场，每处指派一名经理负责，宪兵队的密特与警局侦探等充当办事人员，地痞流氓、保甲长等也多混迹其中。
每到傍晚花会“开巴”时，传递消息的“巴仔”们有的骑自行车，有的弯腰作“千里马”状狂奔，向各处传报情况。街上站满赌众，福州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大赌场”。鸦片烟毒：福州是林则徐故乡，禁烟措施向来严紧。但日寇为毒化我民众，强令福建大小岛屿农民每户须栽种一亩罂粟，仅金门、壶江两地栽种数量在五六万棵以上。日寇在厦门成立“华南株式会社”，专事生产烟膏，销往福建各地。
福州城内原已取缔的烟馆纷纷开张，有津门楼仁泛、按司前九如、虎节河河沿隐庐等，南台有坞尾卧云楼、上巷紫云天、上杭街亦桃源、横街紫竹林、茶亭登云天，小型秘密烟馆则遍布各背街小巷，不可胜数。公私宴会，奸伪官员住所，四处可见烟枪与“孔明灯”。据说，日寇撤离福州前还将一大批烟膏赠与汉奸。
强制服役：福州两次沦陷期间，世界战场上德、日法西斯已节节败退。驻守福州的日寇为作困兽之斗，抢建义序机场。每天要用1万民工上场，户不分大小，每户须出5个工，不能去的要缴纳代金，每天100元（法币）。有钱人出钱了事，战乱期间绝大多数穷苦市民只好被强制服役。每天清早，被征民工在区公所前集中，自带一天干粮，天黑被运回，工场上日寇鞭打脚踢，民工们受尽凌辱。
福州诗人洪梦湘在福州第一次沦陷前随福州师专迁往闽北，两年后因病返榕，目睹乱象，诗中描述道：“乡邑归来隔两秋，双桥依旧枕江流。已遭劫火难言福，非值凶年却坐愁。挨户困穷艰日食，当言贪墨肆私谋……”这段国难深重的岁月虽已过去60多年了，但福州人永远不能轻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