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睡的文化富矿—鳌峰书院

清朝初年,福建长期战乱,台湾的明郑政权尚未驯服,靖南王耿精忠又参与“三藩之乱”,社会经济遭到极大破坏。康熙帝平定叛乱、统一台湾后,急欲使福建社会早日复苏;同时他推崇朱子理学,也欲使朱子理学的故乡早日恢复“海滨邹鲁”的景象,于是派了个癖好读书的理学家来担任福建巡抚。张伯行治闽,最显要的政绩就是创办鳌峰书院。这在当时的政坛,是个令人意外的特例。因为清初的政策,原是不允许地方官员擅自创办书院的,尤其是不允许创办以聚众讲学为目的的书院。

但鳌峰书院的目的,恰恰是要聚众讲学、昌明学术。这与康熙帝的特别支持是分不开的。该书院创办后,康熙帝亲自为它题写“三山养秀”匾额,还御赐藏书和库银。雍正十一年(1733年),清朝改变文化政策,诏令全国普设书院,并且要求每省在省会确立一所面向全省招生的重点书院,由中央财政予以补贴,鳌峰书院便顺理成章地担当了这一角色。此后一直到19世纪末整个旧教育体系崩溃,鳌峰书院执福建学术文化牛耳近200年,对福建知识界乃至世俗人心,产生了悠远的潜移默化的影响。

从保护历史文化遗存与促进当代文化建设的时空交叉的高度,来看鳌峰书院的文化意义,该书院具有许多方面的价值,值得高度重视。


 福州历史文化特定高峰的标志物

鳌峰书院以继承与发展理学为宗旨,集学术研究、整理出版书籍和教学等功能于一体,定期从全省已经取得秀才资格的士子中,招考优秀学生入学,聘请著名学者主持教学。连当时声名显赫的大学士李光地都被邀请前来讲学,产生了轰动效应。因此,创办不久,该书院便成为具有全国影响的学术中心,学术水平、教学质量和办学规模都堪称当时东南第一学府。由于朱子理学的崇高地位,加上康熙皇帝赐额赐帑赐书的殊荣,鳌峰书院甚至是全国享有最高地位的书院。比如,清朝拨给全国各省重点书院的经费,一般不超过两千两,唯独鳌峰书院拨给四千余两;乾隆皇帝一上台,第一次为书院题词,就是题给鳌峰书院“澜清学海”横额,第一次给书院赐帑,也是先赐给鳌峰书院;嘉庆朝时,该书院又得到大规模翻修扩建,“规模制度宏琏丰敞,盖不特视昔有加,求之各省,或罕俪矣。”可见,鳌峰书院所享有的特殊待遇,是书院制度史上所罕见的。在福建文化史上,如此长时间地持续得到全国中央政权青睐的机构,仅此一例。对于福州城市而言,鳌峰书院更是其历史上占据特定文化高峰的标志物。人们通常只注意到船政文化对近代福州人才群体崛起的影响,殊不知,在这之前,由于鳌峰书院的存在,福州的教育和人才基础,已经堪称全国楚翘。


台湾文化寻根不可或缺的门径

台湾文化是福建文化的移植,这不仅仅指民间文化,也包括作为台湾文化核心的儒家正统文化。儒家正统文化在台湾早期的传播有两大系统,一是各级官学系统,二是书院和乡学系统。这两大系统的建立,都离不开福建的文化资源。相关研究表明,在台湾建省之前,清朝所任命的台湾府、县级文教官员,几乎清一色是福建人;而普通师资,更是仰仗福建。以书院的建立而言,台湾书院绝大多数建立于清康熙朝以后,受鳌峰书院的影响很深。海东书院的学规,就是直接从鳌峰书院模仿而来。前台湾大学教授张正藩先生说:“台湾书院所定规制,大体与闽省同。盖台湾居民泰半为闽籍,其所建书院亦多取则于八闽,尤以受福州鳌峰书院之影响特大。”

鳌峰书院对于台湾的影响,不仅仅是书院制度的影响。由于台湾当时是福建属下的一个府,鳌峰书院还直接接收台湾学生。所以,这所东南第一学府,还是当时台湾读书人心目中高山仰止的求学圣地。《鳌峰书院志》说,书院建立后,“十郡士

膝踠足而至”,这里所指“十郡”,就是福建原有的九个府加上台湾府。该志书有名有姓地记载了许多台湾学子来鳌峰求学的情况。同时,鳌峰书院的学生,学成后到台湾任职的也不少,截至1804年,仅取得举人资格、有确切名姓记载担任台湾教谕、训导的就有8人,至于没有取得功名的鳌峰学生到台湾任教谋生的,更是不知其数。他们是把福建理学传统带入台湾的生力军,对开发中的台湾,具有文教开辟之功。当时福建学政叶绍本就说过:“海峤之称文薮者,莫如鳌峰。”因此,鳌峰书院应是台湾文化寻根的重要门径。


清代福建名人的摇篮

鳌峰书院从1707年创办到1905年改为近代学堂,存续约两个世纪。在这期间,它吸收了全省最优秀的学子,接受最严格、正统的教育,培养了大量杰出人才,是清代福建名人的摇篮。据《鳌峰书院志》记载,截至嘉庆十年(1805),鳌峰书院共考取进士163人,举人700多人。这些人当中,“上者醇茂敏达出为公卿,次亦化其乡人。”其中有著名理学家蔡世远、雷鋐、孟超然、郑光策等;有最早撰写《郑成功传》,留下大量郑成功收复台湾珍贵资料的郑亦邹;有提出非凡见解,对清朝治理、开发台湾产生重大影响的蓝鼎元;有精于刑律、铁面无私的包拯式传奇人物陈若霖;有大学问家陈寿祺和“政事文章,经史著述,卓然当代伟人”的梁章钜;有伟大的政治家、民族英雄林则徐;有为官清廉、曾国藩的导师廖鸿荃;有“天才奇逸”、与龚自珍齐名的诗人张际亮。他们都是鳌峰书院各个时期的高才生。另外,还有一些福州籍著名人物,如船政大臣沈葆祯、晚清状元林鸿年等,虽不能确定其早年是否入过鳌峰书院,但也有确切资料表明,他们的学业与鳌峰书院学者有着极密切的关系。

由于鳌峰书院培育人才的巨大成就,当时的人们无不对这所书院推崇备至。在清代的福州人看来,福州之所以人才辈出,主要是得益于鳌峰书院的“好风水”。当时民间有一种传说,说鳌峰书院整体形状就是一只巨鳌,于山鳌顶峰就是它高昂的头,所以鳌峰书院的学子在科举考试中总是能够“独占鳌头”;还传说鳌峰书院的背后另有一块石头,那是巨鳌的尾巴,只是隐而不见,要是能将那块石头发掘彰显出来,那么,福州还会出更多的人才。这个传说表达了那个时代的人们的某种美好愿望,由此也可见,鳌峰人才群体与福建近代人才群体的崛起,有着某种内在衔接的联系。


福建历史上文教治省政略的成功范例

作为省城的福州,在宋代就已是“儒学最盛之地”,以后一直以人文发达著称,但在清初,由于海峡两岸的清郑对峙和“三藩之乱”,社会经济遭到极大破坏,造成长达数十年的荒凉,文教设施和文化人才更是凋零不堪,往日“学校未尝虚里巷”,“城里人家半读书”的盛况已不见,而闽人尚淫祀、信鬼神的陋习则沉渣泛起。1706年张伯行来福州履任时,看到的福州,是寺观遍地,僧道盈街的怪象。他倾心于办学,实际上是选择从文教入手,改变世习人心的政略的突破口。这一措施为福州文教事业的复兴开了个好头,其后福建历任封疆大吏如总督满保、玉德,巡抚陈瑸、赵国麟、李殿图等,都对鳌峰书院重点扶持。连续百余年间,福建省、府、县各级官员坚持每人每年为这所书院捐款1-100两银子,形成惯例,使福州崇学重教的传统很快得到恢复,各级各类学校遍布城乡,尤其是书院得到大量的发展,年轻人读书上进的风气更加浓厚,文化面貌焕然一新。省城福州的这种文化气象,影响到全省,福建终于又在全国树立起文教大省的形象。清代福建一直以出能人干才而出名,闽人在全国舞台上很活跃,尤以出“帝王师”引人瞩目,这与地方大员文教治省的策略是分不开的。这一点,至今仍有借鉴意义。


影响近代福建文化走向的重要环节

在当时整体没落的科举教育体制中,鳌峰书院具有独树一帜的学术品格。这种品格对福建文化在近代的走向有不容忽视的影响。

鳌峰书院在办学的过程中,非常注重弘扬朱子理学“明体达用”、“躬践力行”的学术传统,提倡务实的学风。它要求学生不能只读“四书五经”以求进身,而要多读“经世有用之书”,养成宏大器识,成为实干人才。这种学术价值取向使它避免了宋明理学的空疏和乾嘉朴学的逃避现实,有利于士子开阔视野,有利于真才实学人才的成长。林则徐的人格魅力和才能的形成,在鳌峰书院就很有代表性。近代以后,福州人较早接触并接受西方先进文化,出现了不少开眼看世界的知识分子;福建的教育体系,也较顺利地实现从旧教育到新式学堂的转换。这种状况,人们多归功于船政文化的影响,殊不知,鳌峰书院“经世致用”的务实学风,磨砺知识界智性在先,使近代先进文化在福建的传播少了许多观念性的障碍,是个重要的基础。因此,鳌峰书院所标榜的文化价值观,作为福建文化从旧形态向近代化转换的一个承上启下的过渡环节,其地位应该得到充分肯定;在提倡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今天,尤其值得深入研究。而作为这种过渡性文化形态的一种标识,鳌峰书院的历史遗迹尤应值得福州人珍惜。笔者认为,鳌峰书院故址,理应成为观照福州城市文化性格特征的重要遗迹,加以修葺和保护。

鳌峰书院占地范围相当之大,鼎盛时期,设有藏书楼、监院公廨、大成殿、文昌阁、五子祠、二十三子祠、张公祠、三贤五先生祠、正宜堂、崇正讲堂、敦复斋、笃行斋、崇德斋、致用斋等楼群,计有学舍140多间,还有一个能容纳400人的考棚。院内有假山荷池,亭台幽径,富于“园林之胜”,是福州古建筑瑰宝,可惜今已湮没殆尽。不过,嘉庆年间修纂的《鳌峰书院志》,留下了该书院鼎盛时期建筑设施的极其详细的记载,还有书院全景的画图,这倒是为将来若有可能修复之日,留下了可贵蓝本。